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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健 郭倩琳:把握信息時代集體記憶新動向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10月27日發稿時間:2020-11-03 11:38

  人們往往會基於期盼未來、理解現在的目的去回憶過去。在人們積極參與記憶共享與重塑的過程中,記憶信息包含的社會屬性影響着集體記憶傳遞的動機與範圍。而信息化、數字化的時代特徵,促使個體記憶與公共記憶不斷融合與對抗,也促使更多的人通過網絡參與到記憶信息的輸入與提取過程之中,進而建立起一種新的集體記憶共享模式。通過大數據、網絡媒介、數字化、雲存儲、仿生腦等新的記憶存儲與分享方式,人們也被允許更廣泛地參與到對集體記憶的共享、重塑與傳遞過程當中。信息數字化進程拓展了集體記憶的外延,使羣體間的記憶邊界被再度打破。集體記憶的關注點也從恢復和保持,轉向更注重闡釋和建構。

  從建立信息共識感到傳遞集體記憶

  與較為私人化的個體記憶不同,人際、羣際語境下的集體記憶涉及更多的是一種人們關於記憶的共享現實(shared reality)。希金斯(E. Tory Higgins)提出“説即相信”(saying is believing)效應,發現信息傳播者通常會根據受眾的特點傳遞信息,並在之後產生與受眾一致的記憶偏差。他進而指出,共享現實是人們對某件事(知識、感覺、信念或記憶)的內心狀態被他人(個體或羣體)分享的體驗。在人際乃至羣際語境下,成員之間也建立起了某種關於記憶的共享知識體系,羣體成員能夠感知到某些關於集體的記憶信息是該羣體成員之間才彼此知曉的(例如對於親歷重大自然災害、特殊歷史事件等的記憶),而外羣體成員較難產生相似的共識感。

  這一內在體驗與外在行為不同,體現着人們在羣體層面對信息具有的共同理解。集體記憶研究可依託該共識理論來解讀人們共享、傳遞、重塑集體記憶的動機。研究人員已經提出,人們之所以具有共享現實的動機,是因為人們想與羣體中的他人產生聯結感。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也更有可能與他們想要產生聯繫的個體分享關於集體記憶的信息,比如內羣體成員。這體現了集體記憶相關信息所包含的社會屬性。通過共享和傳遞記憶信息與羣體成員形成共享的現實來聯結彼此,羣體最終達成了關於集體記憶的共識。這類似一種羣體成員間心照不宣的共同體記憶。例如,一些小羣體內部會存在只有成員彼此之間才能“領會”的集體記憶,這能夠有效區分不同的子羣體。

  然而,人們不會簡單地、不加批判地接收或傳遞所有集體記憶相關信息。相反,人們會以積極的信息“消費者”和“生產者”的雙重身份來評估和篩選各類信息,並最終接受一些信息、拒絕某些信息。事實上,無論人們是否置身信息時代,信息都攜帶着兩方面的意義:一類信息是物理現實的心理表徵,例如“昨天天氣很熱”;而另一類信息則包含了更多的社會含義,例如“那個人是一位教授”。因為人們有與他人共享同樣的知識、信息和記憶等的內在動機,期望與他人產生聯結感則體現着信息的這種社會屬性。與此同時,信息包含的社會屬性在集體記憶傳遞過程中打通了傳遞動機這一心理環節。根據共享現實理論,信息的準確性在於能夠傳遞信息的意義,而與他人的聯結感則出於人們的內在需求。據此合理推斷,人們會出於追求信息準確性的認知動機而不斷確認集體記憶內容,同時也會出於追求與他人產生聯結感的社會動機與他人溝通並分享集體記憶內容。由此,就形成了一種從建立信息共識感到傳遞集體記憶的心理動機路徑。

  信息數字化拓展集體記憶外延

  人類在某種程度上已進化為保持和維護共享信息的社會羣體。哲學家克拉克(Andy Clark)和查爾默斯(David Chalmers)提出的延展心靈理論(extended mind thesis),陳述了心智可以延伸到有機體環境中的心智觀,指出心智的這種延展性意味着人們可以藉助外部存儲設備作為自身記憶能力的補充,進而拓展記憶的外延。信息時代的雲儲存、網絡共享機制已成為人類記憶的輔助和延伸,人們會主動或被動地參與到記憶的痕跡保留活動之中。記憶界限的延伸與信息數字化過程相伴而生,過去的歷史與文化記憶、社會記憶以及關於集體記憶的信息都可以被數字化、信息化。區別於心理學對短時記憶和長時記憶的界定,信息時代的集體記憶可以藉助外部設備長期保存。因此,人們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將維護和保持集體記憶的部分任務讓與了外部存儲設備,而自身則更多投入對集體記憶的闡釋與建構方面。

  大腦本身儲存的集體記憶信息,在容量與保持時間上都較為有限。外部存儲設備為人類大腦提供了一種分類檢索機制,人們不必事無鉅細地瞭解有關集體記憶的全貌,而只需記得獲取集體記憶信息的路徑。人們在全球範圍內掀起了“數字化記憶工程”,數字檔案館(digital archive)、數字記憶銀行(digital memory bank)、網上災難性事件紀念活動等應運而生。人們得以在線上參與紀念或慶典活動,也可以不受時間地點限制查閲、書寫、表達關於集體記憶的內容。然而,集體記憶的定義與意義本身並非在於恢復記憶的全貌,人們腦海中的集體記憶本就是一種高度概括化、抽象化的共識性記憶信息。所以,隨着信息數量的增加,我們要考慮的不僅是如何滿足人們藉助外部設備對集體記憶信息進行更有效組織和檢索的需求,還需考慮如何組織、存儲、展示信息,使離散的信息片段可以在羣體中被塑造出一種連貫的共識感,形成人們腦海中共享的“世界觀”。

  信息品質幫助建構共同的“過去”

  集體記憶體現着人們對過去事物的共同表徵,這種共同體記憶包含着羣體關於記憶的集體知識存儲。人們對於什麼樣的信息更容易被保留和傳遞十分關注。比如,鮑邁斯特(Roy F. Baumeister)提出,要想評估一個集體存儲的信息何以比其他集體更為優質,可以從信息的連貫性、準確性、共識性三個維度進行度量。信息的品質優良,既利於信息本身的保存,也利於信息在羣體成員間的傳遞,因此有助於打通集體記憶傳遞的社會心理路徑。首先,若信息具有連貫性,羣體成員就能獲得更為完整的集體記憶信息,且連貫的信息使得羣體成員彼此之間流通的信息具有內部一致性,自相矛盾的信息越少,信息越易於被保留和傳遞。其次,若信息較為準確,與客觀事實能夠更好匹配,羣體成員就能較快接受與客觀現實具有一致性的信息,社會性建構過程能夠與集體記憶傳遞過程相互印證,有利於形成一種更優質的信息互動。最後,若信息具有良好的共識性,羣體成員能夠對彼此共享的集體記憶達成相似的理解,也即代表着羣體成員對信息的共享程度較高,那麼羣體成員也更容易主動地分享和交流彼此關於集體記憶的信息。

  這提示我們,要形成一個高質量的共享集體記憶與傳遞社會心理的路徑,集體本身可根據記憶信息的連貫性、準確性、共識性來幫助建構人們對“過去”的理解與識記。首先,可以通過填補集體記憶空缺來解決信息之間的矛盾和不確定性,以形成人們心中連貫的集體記憶。其次,可以通過不斷匹配集體記憶與客觀事實的相似性來修正錯誤的信息,以形成更為優質信息的互動(比如,媒體可以通過不斷修正信息,使人們對一些負面謠言的記憶得以修正)。最後,可以通過最大限度地增加羣體成員對集體記憶信息的共同理解,來解決內部成員之間對集體記憶的分歧甚至對某些集體記憶的缺失(比如,加深人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記憶的理解),以形成一個更為自主的溝通與分享路徑。

  總之,人們作為信息“生產”與“接受”的主體,對集體記憶的保存與恢復展現出了適應性功能。而在人們熱衷於將集體記憶數字化的時代背景下,記憶痕跡保留方式發生了鉅變,信息攜帶的意義不僅包括對事物物理概念的心理表徵,更是包含對事物社會含義的理解。因此,人們對集體記憶的需求已深入闡釋以及建構關於自身所在羣體(這個羣體小可至只有三人組成的羣體,大可至整個人類羣體)的共同理解和認同層面。集體記憶共享、傳遞和重塑的社會心理過程與信息屬性息息相關。信息效價如何與集體記憶效價產生關聯也需要延伸到羣體層面去理解,進而探索人們出於何種動機與他人共享記憶來實現彼此的聯結,並形成連續、一致、完整的集體記憶。

編輯:郝靜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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